为什么农村也出现恐婚恐育群体
#农村也出现恐婚恐育群体#“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无生育意愿的农村青年比例已经高达27.72%。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为什么农村也出现恐婚恐育群体，希望大家喜欢!
为什么农村也出现恐婚恐育群体
无论是问卷数据，还是网友的博文反映，以及我们的田野调查，多方数据都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30岁以上的大龄未婚青年都非常普遍。问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反映未婚男性青年数量占比10%以上的，城市和农村的占比都高达65%左右;而反映未婚女性青年数量占比10%以上的，城市远高于农村。
根据2023回乡见闻报告的问卷结果，无生育意愿的农村青年比例已经高达27.72%，比2021年宁波地区的数据翻了一倍有余，有一胎意愿的占比为38.04%，有二胎意愿的占比为32.49%，有三胎及以上意愿的占比为1.75%。
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和现象?
吕德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一个连锁性的。在这个连锁反应里面，农村年轻人已经习得了城市生活方式。90后、00后这一批年轻人，无论生活在城市里，还是农村里，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没有本质差别。
在过去，彩礼是年轻人成家立业的一种保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彩礼本质就是财产的代际转移。通过彩礼和嫁妆，财产从上一辈人转移到下一辈人。有的地方，男方承担的这种财产代际转移的责任要多一些，所以一般彩礼要比嫁妆多。
最大的成本就是他要进城，要有一套房，为了在城市里面让小孩接受比较好的教育。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在逐渐地取代过去的乡土生活方式。这个过程里面，他生活的成本提高了，但年轻人一般在20岁左右，没有太多的能力，这个压力在他的父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身上，所以彩礼，本质上是因为这一辈的父母要为子女进城过上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一种财产的提前代际转移。
年轻人为什么会恐婚恐育?
首要的一个原因，来自于流动型社会的生活焦虑。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调整，可以看到明显的人口流动加速趋势。
本世纪初，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是1.21亿，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不到一成;10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1亿，比重也上升到了16.5%;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占全国人口的26.6%，这意味着，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数量逐年提升的根源，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因为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得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在流动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且正处于择偶、建立家庭、生育的旺盛期。但是，这些人在抵达一座陌生的城市后，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站稳脚跟，如何谋生，如何在事业上获得发展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寻找伴侣，结婚育儿的生活问题。
这其中，又存在外地人之间、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不同婚恋关系，其中充满着大量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婚恋关系非常脆弱，稍遇挫折，婚恋进度就会停滞不前。
当生存与生活成为一道单选题时，绝大多人都会选择前者。
另外，女性的婚姻观的改变，无形中提升了婚姻意愿。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婚姻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获得延续的必由之路。
随着女性知识技能的普遍提升，她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自由度越来越高，必然带来更高的自我追求。
现代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对于个人生活质量有更高、更多的诉求，对婚配对象的综合考量标准也在提升，她们不再把婚姻与生育作为纯粹因果关系看待，于是，结婚与生育之间不再具备必然联系。
很多职业女性、知识女性，对于婚姻的看法颠覆了传统观念，对婚姻的可持续性、耐久性、生活质量的保障、乃至配偶在个人趣味上的契合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将导致她们找到合适婚配对象的概率降低。
与此同时，男性在婚姻观上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婚姻的忠诚度正在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诱惑的考验。
近年来，女性在怀孕期间，丈夫出轨的概率逐年提升，再加上频繁出现的社会名人、明星在婚姻上呈现出的负面示范作用，令人们对婚姻的存续和健康度有了更多的疑虑。
从社会价值体系的角度分析，婚姻观变迁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来财富积累的爆发式增长，以及拜金主义的蔓延，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从而间接地改变了人们的婚恋观念。
当实用主义成为主流，婚姻这种以奉献与包容作为存续基石的社会关系的稳固度，必然会降低。由此，也使很多女性对婚姻产生了天然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再一次降低了适龄人口婚恋成功的比例。
再有，女性本该拥有的自主生育权却没有得到足够尊重。
生育，是女性被自然赋予的权利，与婚姻的状态、法律的约束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不被接纳，在古代，对于女性有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即便进入近现代社会，女性在婚育问题上依然被设置了重重道德和法律障碍，导致女性在生育问题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必须先结婚，才能生育”——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女性生育权利的窄化。由这一观念借助社会道德体系和制度体系共同作用，逐渐形成了对非婚生子女的人格歧视、户籍歧视、社会保障歧视。
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屡被打击，却又难以禁绝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些案件表面上看是对女性生育权的压榨，将女性视为纯粹的生育工具，而其底层逻辑中，是社会对于女性生育权缺乏应有的公正对待。
一个不能回避也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在以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生育权有着过多的干预和束缚。
在这个问题上，从法治层面到道德观念层面，妇女真正获得尊重路途遥遥。
区域经济不平衡带来的剩男剩女现象，是一种特别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在城市中，剩女普遍多过剩男，而在农村，剩男多过剩女。
“剩”这个字不是特别好听，但很形象地说明了当前社会人口的婚恋状态。
在中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在留下务农的男性劳动力人口中，有不少人在个人素质、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上无法满足当代农村女性的婚恋诉求，成为婚姻困难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少则十几万元，多则30万元。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村家庭“望婚兴叹”。
在城市，女性的意识觉醒和知识技能提升，让这一群体对于婚配对象的要求趋高，再加上“房子车子票子”方面的现实需求，找到一个满意的婚配对象，也成了一件难事。
另一个现实是，中国东部的贫困农村，通过买卖(拐卖)妇女实现婚姻的情况明显高于中国西部的贫困农村，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也催生了畸形的婚配现象。
除了人口流动率高企、婚育观的改变、生育权的束缚、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年轻人恐婚恐育的重要因素：赡养老人的压力。
赡养老人天经地义，但同时，对于少子女多老人的家庭而言压力巨大，赡养老人自然也是与婚育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
当中国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时，现实的情况是，六个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抚养一个未成年人。
可以想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会演变成一个中青年家庭赡养12位老年人，其中包括4位低龄老年人和8位中高龄老年人。
“1-2-4-8”的家庭养老结构并不是一个玩笑，它正在非常现实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中。
如果不对中国养老产业进行有针对性地扶持与推动，不对养老福利体系进行全面布局，现在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年轻人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恐生情绪和巨大的生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