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金梅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婚姻支付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礼不断攀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天价彩礼是如何产生的,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吧!

天价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天价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观察我国农村彩礼的变迁可发现,彩礼伴随社会发展经历了形式货币化、内容丰富化、金额攀升较快的变化,这均与我国通婚圈状况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具体来看有两方面。其一,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市场恶性竞争。作者指出,“天价彩礼”的成因多被归咎于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婚姻市场中适婚男性绝对数量多于适婚女性会加剧男性对有限可婚配女性资源的竞争,使女性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女方彩礼“要价”逐渐攀升。

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吸引了更多劳动力特别是适婚女性,使得流出地可婚配女性资源匮乏,这些地方的男性就会被动陷入婚姻市场的恶性竞争。大量农村青年来到城市,城乡通婚圈得以融合,适婚青年有了更多 选择,对潜在配偶的接受范围不断拓展、要求不断提高,同时也卷入城市婚姻市场竞争,资源较差的农村男性劣势地位加剧。

作者总结道,在婚姻挤压与城乡通婚圈融合导致竞争加剧的共同作用下,“天价彩礼”大多由贫困地区个人家庭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承担。

其二,城镇化、市场经济与现代观念的冲击。作者指出,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姻实践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次,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本下乡使城市生活标准渗透进农村,因结婚产生的农村消费需求逐渐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如在城市购房、买汽车等。资本下乡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催生了“物质化”的思想观念,错误地将高价彩礼与“有 面子”画上等号。

此外,作者也关注到,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圈子文化浓重的乡村社会中,婚姻实践极易受 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有对华北农村的调查显示,当地存在“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婚恋竞争格局,逐步推高了婚姻成本。

作者进一步提出,目前农村“天价彩礼”成因要综合考虑,婚姻市场性别失衡、代际责任观 念较重、市场经济冲击较大、女性人口流失严重等均是造成“天价彩礼”的重要因素。

农村“天价彩礼”该如何治理

2017年至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彩礼是提高农村家庭成本的陋俗,要引导群众树立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意识、消除“好面子、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作者还提到,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为农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农民陷入持续性贫困或脱贫再返贫的困境,也会严重损害我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全体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绊脚石。因此,坚决打击“天价彩礼”,是保护农村家庭、新婚夫妻主体成婚权益,维护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

对于政策建议,作者提出,彩礼是中国婚姻习俗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这一传统习俗给予尊重与承认,另一方面这也对政策制定的“温度”与“力度”提出了更高、更精的要求。地方政府需明确辨别适当的彩礼实践与“天价彩礼”的区别,实现对陈规陋习的精 准打击与治理。

此外,作者建议,应加强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促进中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避免跨省迁移和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给生活带来的压力,缓解过高的彩礼费用给父辈造成的经济负担。如,加大中西部中小城镇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靠近老家的中小城镇生活下来,将有效降低其生活成本,从而大大降低彩礼费用。

作者特别建议,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积极推进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释放人才红利,是破除中西部“天价彩礼”、使正确的婚恋观得以有效传播并被广泛接纳 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农村男性的高教育水平与高彩礼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女方受教育程度越高,较高婚姻要价的动机越弱。

作者还就人口现状提醒道,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难以快速转变,须切实保护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与支持力度,满足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养老需求; 营造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减轻对被迫未婚的大龄男性的社会排斥。

作者指出,伴随教育与生产力发展,现代社会对不婚群体的包容度将继续提升,不管这种不婚是被迫还是自愿,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政策才是解决其现实需求的合理途径。

天价彩礼的危害

彩礼实则有其历史渊源和风俗意义。古代婚姻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男女双方须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种仪式。聘礼是表示男方诚意和礼数的方式之一,它虽附着于金钱之上,但不是一种金钱关系,彩礼的核心是“礼”,而非“物”。

但近年来彩礼饱受诟病,是因为其加上了“高价”两个字作为前缀。翻看新闻:莆田彩礼普遍达78万元、江西一银行推出最高30万元的“彩礼贷”、“男子凑不够50万彩礼,女友被家人强行拖走”……数额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不少人称“没钱不配结婚”。

究其原因,彩礼在不少地方俨然成为衡量社会价值和声望的标准与符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经济实力与日俱增的同时,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也在一定范围内滋生。于是,经济实力、身份地位等物质条件成了衡量个体价值、婚姻价值的工具,在“你攀我比”中,作为民俗的彩礼逐渐变了味儿,异化为一个家庭对外的“面子”,更是偏离了作为婚姻之“礼数”的初衷。

适度的彩礼是社会风俗,但高价彩礼却是彻彻底底的社会流毒。一方面,动辄几十万元的彩礼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真切的经济压力,有人因送出高价彩礼返贫致贫,有人因拿不出高价彩礼由爱生恨……男方背上的是有形的“金钱包袱”,而女性背上的则是“娶不起”的物化标签。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家庭打着要彩礼的名头,毫无避讳地索要高价彩礼,试图以婚谋财,甚至以彩礼多寡择定结婚对象。这种歪风邪气有违婚姻本质,有违传统美德,有违社会共识。

整治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要以机制、人文、良俗软硬结合,循序渐进。

用好体制机制“硬抓手”。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农村范围内,各级党员干部的言行是引导老百姓抵制“高价彩礼”的重要一环。要形成党委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要求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党规、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身体力行地当好移风易俗宣传员、引导者和先头兵。就如乐平当地官方所称,干部必须在整治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俗上有所作为,较真碰硬。

此外,高价彩礼关乎乡风民俗,要铲除思想上的根子更要靠“软宣传”。要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方式方法,开展各项倡导结婚零彩礼、少彩礼的宣传活动,让移风易俗的风气“一传十、十传百”,让老百姓打心眼儿里明白、认同彩礼是一种礼数,而非一场交易。唯有以文化人、以柔化刚,才能逐步补上老百姓思想上被腐蚀的“虫洞”,涵养正确的社会氛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价彩礼源自民间风俗,却又在一定时期异化为拜金主义的畸形产物,要想根治,绝不能报着“一蹴而就”的心态,而是要做好“久久为功”的准备。相信随着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多元、公众文明程度提升、精神涵养丰富,彩礼重回“礼”的本质,只会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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