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1

最近，受同学的影响下，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万里十五年》，书中，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观”，深刻剖析了明代的政治及世风。阅读完了全作后，我对黄仁宇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就是一个社会在道德与法律上的取舍。

中国历来有乱世用重典的习惯，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都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削弱民众反政府的野心，所做出的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这时法律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道德所望尘莫及的。

从另一反面来看，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样也是无奈之举，试想，如果统治者的臣民们都在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话，他又岂能安睡于卧榻。更何况，乱世之中豪强群起纷争，战争直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那最原始的野性，弱肉强食，社会秩序往往会被破坏的一干二净，而作为统治者，他这是所最需要做的，也是贫苦大众(也就是弱势群体)所最希望做的，就是能够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这时，法律作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得到最大的落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乱世渐渐过去，社会秩序也慢慢的恢复，这时，统治者们所希望的就是社会秩序能够永远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就是说，人们心里的那种原始野性能够永远的为文明所替代，他们就需要以一种思想上的规范来约束他的人民，这时，儒家文化就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儒家文化讲究仁者爱人，尊君爱父，讲究人之初，性本善，正好能够驯化所谓的乡野蛮夫，因此，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渐渐的造就了社会道德，也使中国渐渐的走向了文明。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曾有过这么一段情节，扫地僧告戒箫，慕容二人，过多的修炼武功秘籍固然会使你一时强大，但日久必然伤身，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以佛法来修身养性，来缓解武功所造成的戾气，这一精辟的说法其实可以看作对道德与法律最好的阐释，法律固然能够对重整社会产生很大作用，但其反作用也相当的明显，人民往往会变的民不聊生，秦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出身的李斯与始皇的搭档，国家固然是高度中央集权，但其崩溃的程度也是举世罕见。

而明朝为文官集团所控制，以八股为武器，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可谓是民风淳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社会生产力的得到发展，类似于严嵩，魏忠贤等人能够轻易的控制法律。虽然国家希望以道德来使读书人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当读书人成为官员，有了权利以后，由于缺少强力的法律为保障，道德往往就无法抵御巨大利益所带来的诱惑，因此，举朝上下贪污成风，最后内忧外患，最终亡国。

其实，道德与法律最好的关系便象扫地僧所说，以道德来辅助法律，道德，也就是“礼”，在《礼》中的解释就是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可见，道德最初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法律没有顾及的地方进行约束，进行一些辅助作用。统治者首先必须以法律来构建社会秩序，使有破坏社会秩序想法的那些人停留在想法阶段，然后再以道德感化那些人，使之破坏秩序的想法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这应该就是法律与道德最恰当的关系吧。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2

&58853;&58853; 大学时读了《万历十五年》一书，其文字之散漫理性、语调之平缓有力给人以深刻启示，虽然现在很多史学家的著作受其影响，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风格上的模仿，没有本质上的透析。《万历十五年》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宏观写史，从大框架、大格局中着眼，甚至又从全球的眼光来衡量中国之历史。但同时又注重从细节、具体人物、琐碎事件来“技术写史”，以此从多条线索、杂乱无章但却又向一个固有的中心汇集，犹如无数条细流绕来转去，而把无数条细枝末节似的细流综合起来却发现每条细流都意在扯出一个宏观地、战略性的大历史观，可以说是典型地“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二是该书侧重于从财政经济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写史，由于该书是从小的细节琐事写“大历史观”，同时又从财政经济状况和组织结构的角度阐述，所以使文章读起来有找不到重心、比较散乱之感，字句晦涩难懂，却又不抽象，而能做到结合史实。这正说明该书侧重于从经济制度、财政体制、政府组织、意识形态、农业与商业经济的冲突、行政效率、货币管制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塑造一个大框架，从该框架下来研究中国历史，而较少注重政治人物、宫廷权谋，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无关框架，甚至皇位和朝代的更替也显得无关紧要。反而在大框架束缚下任何改革、任何历史人物、甚至皇帝都具有悲剧色彩，都值得同情，而无法突破千年来的框架，作者也称其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虽然王安石等变法派有此尝试，但其失败更使该框架收缩、停滞，也使得中国具有今后的悲剧色彩，直到一种外力强大到对该框架重击，使其出现嬗变。作者探讨了宋代对货币管制的提前尝试，又责怪元朝无力突破农业框架的束缚，只单纯延续了唐宋的货币商业而不能使之固定化，以至于使元朝成了帝国收敛的过渡，甚至有预先展开之嫌。那么既不能突破，就只有收缩，明清也成了作者对这种收敛内向框架地最有力剖析对象。作者以后又叙述了民国的财政经济、中共对中国基层组织和土地制度的变革等。作者还提出了“社会架构论”(p369页)，并指出一个现代社会能用商业原则管制，在经济因素能公平自由交换地前提下创造、完善利于资金流通、管理提高的组织制度，作者称之为立，即突破农业体制。作者也重点研究“破”和“立”，其依据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财政体制、社会架构、组织特点，在综合这些后的“大框架”下写史，使《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既开启了“技术、细节写史以揭开宏观历史观”这一研究方法和人性化写作风格，又侧重了财政经济、社会组织的研讨。

&58853;&58853; 因此，“大框架”和经济组织、体制的历史变革是该书两大主线。该书甚至可以称为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结构专著，黄仁宇是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完成史学家的任务，再加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和货币制度史的专长，使得《万历十五年》该书是对中国体制变革的批判和研读。作者在自序中也肯定了《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学术专著，只是为了使这部专著大众化作者才以传记体的形式叙述和写作，然而正是这种大众化的写作风格为现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迷恋，才会有《易中天评三国》、《明朝那些事》这样的大众史学读物，然而我所推崇的不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传记式写作风格，甚至也不是宏观写史的大局观，因为宏观写史的肯定不是黄仁宇一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比《万历十五年》还要早，更被认为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其“大局观”更是气势磅礴。我所推崇的是《万历十五年》一书对本质的探讨和揭示，这正是学术精华之所在。平时看《环球时报》，发现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多是三流学者，因为其文章很少有对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本质探讨，而仅仅是情绪发泄，好的文章和著作不是看其标题有多耸动，也不是看其内容有多么“技术性”，而是看其内容有多少对规律的理性揭示。郑必坚、郑永年这样的一流学者的文章无不是对中国及国际形态的本质探讨和现实批判。如郑永年对中国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货币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探讨无不是追本溯源、发人深思。黄仁宇该书“技术写史”“人性化写史”只是表面，其实质宝贵之处在于对历史透过表象而论述本质，每句话都深刻到对本质的概述，而模仿者只知学其表不知学其本。所以对本质的探讨即“穷万物之变”应是我们永远学习和牢记的，特别是对担负引领中国前进方向的学者而言更应如此!

&58853;&58853; 《万历十五年》一书对中国千百年的体制进行了探讨，正如我对本文加的标题“制度决定命运”，甚至制度决定人性。中国从领先于西方到落后于世界，其本质在于制度痼疾，这也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所在。从《万历十五年》一书可看出毛泽东的思想于朱元璋没什么区别，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功臣、特别是商业的态度与朱元璋何等的相似，这正是小农思想的危害!黄仁宇在自序中说朱元璋“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经济，以均衡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毛泽东时代与今天的朝鲜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贫穷均衡”状况被邓小平率先打破，所以今天中国那些左派们怀念的只是毛泽东和朱元璋时代的“均衡状态和精神”而不是那个前提的“贫穷”，邓小平虽然解决了“贫穷”问题，却没能解决“均衡”问题，而“富裕的均衡”的实现只有依靠体制来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能一有困难就想着回到“贫穷的均衡”，现在的中国处于中间爬坡状态，要么重新回到“贫穷均衡”，要么跨入“富裕均衡”，中国在封建社会和毛时代实现过“贫穷均衡”，但从未实现过一次“富裕均衡”，为何不能实现一次，而非要留恋“贫穷均衡”?另外，我的一点感想是在书外，谈一谈民主政治。我认为一人一票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民主”只是表面的平等，没有发财机会的均等只会造成“失败国家”和“失败民主”，平等投票选举的机会不如拥有平等发财的机会，以便使每个人都有获得公众权利的机会。经济的不平等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社会的平等，成功不仅是选举制度的成功，更是“发财机会相对均等”的成功，这有别于毛时代的财富分配均等。中国仍然停留在权力对发财机会有干预甚至是决定权的时代，在这方面比较好的是日本和北欧国家，虽然日本有家族政治，但其社会财富是非常均等的，与中国官僚式的权贵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全部社会关系都已经货币化了的中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日本、北欧应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古巴之流只是“后封建社会”而已，那里只有点资本主义萌芽或幼苗而已，如同明清时的中国一样，政治上，是封建世袭制的“父死子承、兄终弟及”。因此，法学家和行政管理学者讨论的民主问题最后还要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帮忙才能根本解决。法学家、行政管理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应该从政治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架构及货币流通关系、分配制度等一切社会结构层面推动中国的进步，仅仅政治上的变革或选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同今天的俄罗斯一样，它的社会架构、经济组织依然是苏联式的，即使搞民主也仅仅是隔靴搔痒而已。有此可知体制的重要性，当一个体制达到疯狂的地步，““””、社会关系货币化及信仰缺失带来的道德沦丧、种族屠杀、法西斯式的对外侵略等都有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变革无不是其制度变革的直接或间接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冷战的发生甚至也是制度的较量，有此可知制度对国家、人性、国际格局体系的重要性。最后引用郑永年的一些话来结束我所写的这点读书笔记：“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制度决定命运，制度决定人性。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3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故近’。”书的简介如是说。在后来读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作者对这一思想的诠释。

这是一部极其严谨的学术作品，严谨得让人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很难想象，一部社会科学的作品，写得竟如许多自然科学论文一样：每引用一句，每提出一个看法，必注明出处。相比而言，中国很多写历史的人则更多依靠感性。

作者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不能只看一个时间段的历史，还要前看三五百年，后看三五百年;不能只看一个国家的历史，还要放到世界历史环境下去看。

公元1587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均执政，国号万历，庙号神宗。万历此时已满23岁，作者选取了这一阶段出现的几个关键性人物：万历首辅张居正、大学士申时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和已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作者用他们的经历阐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官僚作风等诸多方面。这些人当中最为声名煊赫的当属张居正。张最开始是万历的老师，1572年万历登极，张成为首辅。张是由科举制度一步步爬上位极人臣的巅峰的，他是一名卓越的实干家，掌权期间，他一心整理全国赋税，实施全国耕地丈量，为达到一个“万历之治”的美好梦想，严格实施他的政策，他不得不任用大量私人，培植亲信，也确实接近独裁的一面，他近乎架空了小万历的权力，在1572~1582万历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库收入增加，国力上升，民众生活改善，社会规章制度也有所规范，奈何1582年年中，张溘然长逝，随之而去的还有他苦心经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自此之后，“万历之治化为泡影，明朝中兴无望。

1583年，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题目长达五百字，他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结果却是官僚越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他的问题过于严肃，没有举人敢于回答。

张去世后，朝中官员经历了一场地震。他的派系被瓦解，贬斥，发配充军者不少，而曾经被张发配充军或贬斥的官员大都官复原职或得到提升。1583年，与张共同辅佐万历的冯保被终身软禁于南京孝陵。1584年，张宅在张去世两年后被查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树倒猢狲散”“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有太多总结人世兴衰的谚语。

当时帝国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精神支持为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道德和文牍。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接任内阁大学士一职，但不出一年，其父去世，他离职丁忧，内阁大学士由申时行代理并接替。申认识到文官集团具有的双重性格并总结出“阴阳论”，即他们受“四书”的熏陶，有直言耿介一身正气的方面，也有不满私欲骄奢淫逸的一面。申便在他的办公地点：文渊阁，艰难的充当着一个和事老的角色。他的前任有太多非正常死亡的例子，他不敢再冒险了。张居正时期的想法是：“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结果是身死家破，英名扫地。申辅政时期，是万历思想彻底转换的时期。由于在立谁是太子的问题上和朝臣意见的分歧，皇帝和他的朝臣们走向了对立面，万历开启了他漫长的不早朝之旅，申则从中调和。事实证明申的策略是正确的，那个系统，那个制度下，不需要你有多高超的实干能力，这是下层官员的事，高层只需贵规规矩矩做好礼仪，起好表率，通过文牍传递思想，用道德去引领民众，成为制度的附件。申完成8年辅佐时间后，解甲归田23年，在苏州过八十大寿时，还收到了皇帝的祝贺。

万历初期，帝国的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袭扰，而明朝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十几万军队竟无法处理，这一情况被戚继光扭转了。戚也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创造了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在成功肃清东南沿海的倭寇后，被张居正调任蓟州总兵，拱卫京畿，当做私人。张回江陵葬父时，戚更是派出一整队鸟铳手为其开道护航，足以看出两位实干家惺惺相惜之情。只是，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1582年张一死，戚没了后台，旋即被调离蓟州，强军兴军之梦也就无从谈起了。后来“萨尔浒之战”时，明军“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一代优秀将领，晚年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只得在朋友接济下过活，1588年1月17日，戚继光去世，其好友汪道昆题墓志铭：口鸡三号，将星殒矣。这一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已完成整备，出征英国。而明朝此时尚无暇顾及海洋。

海瑞是众所公认的大清官，可他就是得不到重用，在他身上，文官集团双重特性中积极一面熠熠生辉，他实事求是，能力一流，品格一流，要求下属严格程度也属一流，只可惜生不逢时，此时的明朝也许承平日久，大多官员早已不拿正事当正事，海瑞是孤独的，1587年11月13日，海瑞死于北京，获此消息的官员们长舒了一口气。

对于李贽这个人，可能很少有人听过，百度词条上将他定义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在官至知府时挂冠而去，漂泊，讲学，寄宿于好友家中，看来也是一位不合时宜的官员，官至知府竟然没钱买房或租房。他在怀着对帝国的各种思索中自刎了，但一时没死，和侍者有这样一番对话：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是看透世事后的无奈还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深刻自责，我们不得而知。

有人说：“《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梦幻色彩。”历史就是这样，我们读历史，分析历史，或感叹或拍案，到底是总结规律，寻找更适合发展兴盛之道。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作者“技术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观点，在分析问题上确实很深刻透彻，叙事不妨细致，正是一桩桩小事，构成了深沉的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