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1

以前看过《明朝那些事》中叙述从张居正到申时行，着重描述了他们在位时的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但是没有详细分析其所在位时的大环境以及对万历皇帝本人的分析也较少。《万历十五年》则从其深层次的原因阐述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情，其感触有下：

1、明朝治国的基础是道德(应该说我国以前所有朝代，治国的基础都是道德)，为什么是道德，此彰显出我国古代领导者的智慧。治国的基础是道德，但是并不是说我国历朝历代没有法律，事实上法律也很早就有，比如说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朝就有法律，并且很严厉，甚至于推翻它的理由之一就是法律太过苛刻;明朝的朱元璋也颁发了法律，并且想尽办法让老百姓都了解他，比如当时规定，如果犯法了，首先去犯人家里查找，如果有一本朱元璋编写的普及版法律手册，则犯人可以从轻发落，如果没有，则要罪加一等。说道德是基础，是说重视道德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地位往往超过对法律的依赖。这条治国理念可以说是我国在封建时代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此，我国古代才能够统治辽阔的疆土。这里的道德和目前的道德是不一样的，目前所提的道德其实和西方国家的道德比较接近，是在民主制的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其实主要是公德。其内涵和约束力均有很大的区别，我国古代可能会因为道德问题而被杀或者自杀。如在明朝灭亡时，很多人因为忠君主的道德理想而自杀。

道德体系的建立，最初是为了更好的统治国民，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保障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实行的愚民政策，对普通人民提出孝和忠的道德要求，其实孝是为了忠而服务的。不孝的人，一定不会忠，只有能够尽孝道的人，才会效忠于君主，这是古代领导者发现的一个很有趣，但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很有用的人类行为规律。我国从周王朝到秦朝，是一个统治制度过渡的时期，即从家族统治到官僚体系统治的过渡，这一治国方法的转变，也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转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国家版图相当辽阔，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信息传递速度相对于其管辖的地域而言，已经远远不够了，虽然秦始皇为了提高信息传递速度，耗费很高的国力来修建驰道，但是信息传递速度和数量还是很难控制代表中央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员。如何管理这些地方官员就成为秦始皇立国后的首要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控制思想。所以就有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只留下一种思想，其实留下的儒家思想也是经过改动的，是便于统治的思想。秦朝很快灭亡后，刘邦建国后，已经无需再焚书了，但是对已经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进一步改动，形成国家唯一认可的仕途考试指定书籍，知识分子精英在为官之前，从小就熟读了这些典著，其中的思想也就成为了其日后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国家认可并提倡的道德，即孝于父母，忠于君主。虽然在技术上达不到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但是由于思想的统一，导致地方官员管理行为的统一，虽然总是有贪污等小问题，但是不至于叛君，如果那样的话，地方百姓也不会同意。所以就是因为有道德的统一，才保证了我国古代辽阔的疆域。有了稳定的统治，经济才得以发展，文化才得以昌盛，可以说忠与孝的道德是我国古代辉煌的基础。

2、申时行是在张居正基础上开展工作的。他深刻的理解，好政策需要整个文官集体的支持，否则就无法执行。所以好的政策一定要向文官集体妥协。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2

提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首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我的史学理论老师王学典先生，他那紧紧皱起的眉头，忧国忧民的意识，深邃睿智的讲述，还记得他向我们推荐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时说过的话，历史不是可以简单描述的，这本书固然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史料的严谨性，但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既然老师推荐，少不了到图书馆遍寻一番，竟然没有。因此当时的我顶着炎炎烈日跑到三联书店买了一本，买书的热情不谓不高，读这本书与买书相比只能是走马观花，算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留在我脑海的印记不多，仅限于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能想起来的只是它的有悖于传统的观点，如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另外就是书中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在书中自有其独特的描述，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虽各有原因本在于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因此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一直觉得“书非借不能读也”真是太精辟，买过的书常常被束之高阁，很少被问津，感谢学院的《师生共读一本书》活动，使我重新仔细拜读了一遍这本书，感慨颇多，大致整理一下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首先是作者的历史视角，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公元1587年。这一年是极为平淡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一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直译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灾患之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但是作者却独独选择这一年作为其切入点，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为我们揭示了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页，本书说到的无关紧要的小事件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症结。昭示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败的必然。

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些主角的选择又涉及到社会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又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申时行;既写了当权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写了身为布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而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有万历皇帝同群臣之间的矛盾，有各级官僚之间的矛盾，有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矛盾即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如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一个大黑暗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1840年而发挥成了极致。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西欧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的建立都在十四世纪，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十七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这种衰亡是否已经为两百多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笔?这是几乎每个涉及明史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作者对此也进行了思考，他在《后序》中提到："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哪里呢?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正是《万历十五年》不同于别家史著的关键所在。有了如此的思想定位，那些深刻、一语中的地论述不断地从书中流泻而出。如作者在谈及海瑞时就提出"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个当时的弊端;又如在谈及官僚阶层时，又尖锐地提出"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似乎这又是一本以暴露中国传统弱点为主的著作，但是这种"暴露"的目的是什么?作者自己这样评价："《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由此可见作者这种"暴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借鉴，同时也告诉每一位读者应该如何保全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的写作手法，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明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比如戚继光向张居正行贿，比如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还有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记载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再次是作者的语言，决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总之，读史可以明志，而历史照进现实就可以知新，间或看一两本历史型的书，尤其是《万历十五年》这种不至于枯燥的历史书籍，对自己还是大有裨益的。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3

“蕴藉不立崖异”，此话道出一句真理，即在文官集团中要安身立命，就不能标新立异，韬光养晦实为上策。

申时行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把它作为终身的座右铭，并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得到了很多实用的好处，而与之相反的张居正却恰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是一个讲究文化内敛的礼仪之邦，在“人心比心”的传统教化下，大多数人不喜欢跨越体制的构想和质疑，更不用说深深触及文人集团根本利益的言行与举止，因为文官集团是精英分子的代表，他们作为文化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和传承者，不可能允许一个“英雄式、浪漫式”的口号打破他们固守成规的传统格局。有些激进变革式的想法和行动除非在非常年代能收到些许效果，和平时期根本就没有他们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即使横空出世，也会遭到阳奉阴违、前堵后截，不置死地不肯罢休的厄运。这就是以德统治下中央集权中文官们的宿途和命运，古往今来，无人能出其右。更不消说在文官实力强大的明朝万历年间了。

申时行深解其中的奥妙与玄机，因此在任首辅期间，内聚收敛，极少张扬个性，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整个文官集团的稳定和上下和谐上，此种看似进取不足、阴柔有余的圆滑技术虽遭到很多人的抨击，讥之为“首尾两端”，但在实际的事务处理中却收效颇丰。

从私人角度讲，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私交，在反张的浪潮中能安身立命，泰然处之，不能不说是他低调的作风和言行所给予人们的一种折中感和信任感。虽在后来的岁月中，也常遭到忠臣们的参劾与刻意的诋毁，但影响甚微，甚至由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更加宠信。

从公共角度看，在张居正的案件余波所带来的颇具危机之感中，文官们担心后继之人一如前任雷厉风行，在秉公办事的标榜下中饱私囊，却严厉追究下属文官贪污受贿的不法行为。而申时行却并未如某些官员所想，沉湎于自己的蝇营狗苟、荣华富贵，不顾其它文官之生死。反而出其所料，以其虔诚之心力促上下和睦、内部团结，以阴阳之道坦然面对鬼蜮伎俩、人世勾当。

他深明，要使全国稳定、刚健运行，文官就要发挥“刚”之作用，而要做到这些，就务必使他们轻装上阵，放弃疑虑。这些策略并非虎头蛇尾，而是在申任首辅期间一以贯之，这些都为申赢得了老成持重、宽怀大度的美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庸之道就成为文官们的护身符。申时行的成功更为其做了完美的注脚，其中深意，不可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