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

|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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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1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官记录并撰,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2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这是书中最后说的一段话。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发生。正是这些末端小节,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一生,一群在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名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程朱理学将儒家圣人“周孔”打造成“孔孟”,从孔子想回到过去理想状态下周公制定礼仪的社会,变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到现在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政治家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用的手段,程朱理学正是当时儒家的学派的顶点,而说起缘由,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考试考了。能当官才是硬道理。

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形成了明朝最强大的集团,文官集团。

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被文官集团攻击的体无完肤,原本儒家思想只是统治者为了社会和谐使用的手段,却成为了文官集团手中的利器,导致皇帝三十年不上早朝,刷新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我中华泱泱大国的一把手,居然连死后和谁合葬,立谁是太子这样的事都决定不了,那么谁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张居正在任期间大兴改革,整顿吏治,管理监控土地,让国家有了十年粮食储备,正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查抄清算,儿子被逼自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内容和固有的政治逻辑相冲突。

戚继光大败倭寇,在任期间几乎未尝一败,但是发明的新战法武器无法执行,被文官集团在后方制肘,在万历十五年默默死去。

这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一种困境,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困境。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满清入关,结速了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最后,中国没有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之争,但并不代表没有宗教,实际情况是,孔孟之儒家,便是中国千百年的垄断宗教,而文官者,名位公仆,实为统治者。文官集团虽然以孔孟教条自居,但对教条从来是以工具视之,其弘扬、遵循与否,取决于与自己的利益相符。这本书深刻描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间六位具有失败人生,且红遍历史长河的著名人物被文官集团利用孔孟之道裹挟下的无奈人生,更利用“大历史观”通过六人展现地历史的侧面,将明朝的灭亡成为了这一年“蝴蝶效应”下的必然!好书!非常值得多读、细读!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3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4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从万历一朝中的小事件着力,一步步地展开了这幅晚明的历史图景,通过事件之间严谨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身上解读出技术与道德在中国古代的冲突和妥协,实是精彩,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中国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5

一直以来,我就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在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作者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

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却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

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

《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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