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励志人物故事

　　中国有许多优秀的著名人物，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源于对社会的关怀与自身理想的坚持，而这份执着与关怀又源自于他们励志的故事。励志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励志人物故事，供大家参阅!

　　中国励志人物故事(一)穹顶之下的柴静：母亲、记者和公民

　　年2月的最后一天，一段名为《穹顶之下》的雾霾调查视频刷爆了各大社交网络。这是柴静从央视辞职后自费制作的一段视频，题材聚焦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环保热点——雾霾，风格属于她擅长的调查领域。

　　旧牛仔裤，纯白衬衫，《穹顶之下》里的柴静语调平和、态度真诚，她以演讲的形式，结合多媒体展示手段，将自己和团队一年来的调查成果娓娓道来。

　　视频录制时间是在腊八节晚上，地点在北京大兴的星光影视园。面向五六百位观众演讲的柴静思路清晰、逻辑顺畅、叙述沉静，一边切换演示屏，一边像讲故事般与台下的观众分享，层层递进地戳中了每个人的痛点。

　　此刻，她是一个普通平凡的母亲，也是一个久负盛名的记者，更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一起来看柴静的故事：母亲、记者和公民
　　1、母亲柴静

　　《穹顶之下》在各大视频网站推出，柴静保守了一年的秘密终于公开。朋友们也终于知道柴静为何花一年时间来制作这样一个视频——情感起点原来是女儿。

　　视频中，柴静回忆了自己当时怀孕的情景，“听到她(女儿)心跳的一瞬间，对她没有别的期望，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所幸，手术很成功。

　　只是在带女儿回家的路上，柴静就已经感到害怕了，“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我就拿了一个手绢捂在她的鼻子上，这样做很蠢”。而在生女儿以前，柴静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儿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一个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

　　之后，柴静从央视辞职，并谢绝一切工作邀请，专心陪伴和照顾女儿，在她看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而过程中，她对雾霾的感受愈发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

　　为了保护女儿的健康，雾霾天时，柴静总和女儿待在家里，而北京有一半的时间是雾霾天。视频中有一张柴静的女儿照片，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站在窗前，小手拍着面前的玻璃，似乎想用这个种方式表达自己出去玩，而窗外的世界却是雾霾笼罩。

　　柴静说：“这一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来?我们怎么办?”

　　有人发表评论质疑雾霾并非柴静女儿患肿瘤的原因，柴静是故意利用女儿的病进行营销。然而在视频里，柴静并未直接将女儿生病的原因怪罪在雾霾上，而是觉得不能让女儿生活在一个空气污浊的世界，何况这污浊的空气会极大地损害人体健康。

　　她也曾顾虑自己是否有权力在片中提到女儿。柴静明白，如果从一个受害者角度来讲述，可能会有违客观性，但这确实是她无法回避的一个动机——在有孩子，尤其是知道孩子生病后，她才会对空气污染格外重视，她不希望女儿生活着一个没有蓝天白云的世界。

　　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2、记者柴静

　　《穹顶之下》全长103分55秒，视频中多次出现柴静之前在《新闻调查》时做的节目，柴静式调查早已成为一种新闻符号，无论外界褒贬如何，不得不承认，曾长期从事调查记者的她确实足够专业。

　　作为曾经的媒体记者和环保问题关注者，柴静在制作该视频的过程中走访了多个污染现场，以寻找雾霾根源，并多国实地拍摄治污经验。

　　无论是视频中她对中石化前总工程师、环保部官员等人的尖锐提问，还是她向专家学者的虚心求教，亦或是演讲叙述时的深入浅出，合情入理，都展现了其作为调查记者的深厚专业能力。

　　演讲现场，柴静结合录像、动画、图表等各种可视化呈现方式，综合运用各种数据、实例对雾霾的现象、成因、后果、应对策略等进行详尽剖析，有理有据，是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全新报道模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专门为柴静的雾霾调查视频写了评论文章，称：“目力所及，这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

　　前媒体人林天宏感慨道：“中国是个能够产生无数世界级选题的国度，但在我的视野里，这个国家从未出现过一个能够匹配得上这片新闻富矿的世界级记者——这太难，你的报道涉及的人群要足够广阔，问题要足够重要，调查要足够专业，故事讲得要足够精彩，勾勒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要足够清晰。如果有，那就是今日‘雾霾’之后的柴静。”

　　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新媒体”，讨论“互联网思维”，讨论“调查报道”何去何从时，柴静和她的团队已经潜心一年悄悄制作了这款令人咋舌的新媒体产品，而且在全网免费发布。柴静用演讲的形式来展示调查成果，这一新鲜形式更是受到媒体圈许多人的关注。

　　也许会有人质疑该片的客观性，认为其不能算是“调查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优秀的新闻作品。至于具体归属哪种新闻类别，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

　　选择在两会前发布视频，也体现了柴静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应有的政治敏感性。相信今年“两会”上，会有更多人关注大气污染、能源体制等相关话题。

　　3、公民柴静

　　制作《穹顶之下》时，柴静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媒体，她拿出来自己先前写书的稿费，约一百万元，投入到该视频中，希望能和朋友们一起，为转型中的社会做一点纪录和分析的工作。

　　柴静的自费调查，是在互联网时代进行的一次公民调查，她竭尽全力去寻求改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发的公民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不仅与她过去的职业经历有关，更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她希望能够留住蓝天，和家人一起亲近大自然，让更多人一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在《看见》一书中，柴静在《山西，山西》一文的开头写道：“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她说：“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这是她关于蓝天的美好记忆，而这样美好的经历不应该只出现在记忆里。

　　在《穹顶之下》中，柴静描述APEC期间和先生出行时见到的蓝天的心情：“我们俩就看着这一幕，那种心情特别像小孩看着最后一颗糖，你不吃你知道它要化了，你吃你又知道快没有了，那种又甜蜜又忧愁又气急败坏的感觉。”

　　柴静知道，大家和她一样，都想留住APEC蓝，而她，希望为留住蓝天做些什么。

　　她还知道，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出生，而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她说：“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克制，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抱怨不知建设。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使洁净和美好的。”

　　刚开始调查时，柴静会问每个人，雾霾的拐点到底什么时候来。可大家给她的答案都不太一样。她便决定——别再问了，我也不再等了。

　　她开始自己行动起来。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践行。

　　在柴静看来，—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她爱惜空气，所以尽量不开车而是多步行或骑自行车，她还提醒附近工地的工人将裸露的扬尘的土堆覆盖好，向环保部门举报楼下餐馆未加装油烟处理装置，并参加公众参与的立法研讨会等。

　　每当她这样做时，就会有一种脚落实地的感觉。“明知道自己所做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她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更多人听，不是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是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后来，她发现，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诿，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这，就是公民柴静理解的“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励志人物故事(二)江学勤：我如何“白手起家”考上耶鲁大学

　　我上高一那年，一位升学辅导老师例行公事般地为我们讲解了申请大学的流程。最后，她顺便提了一下，在加拿大的大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美国“常春藤”大学，诸如哈佛和耶鲁。不过，她并不认为会有任何在场的人需要去申请常春藤大学，因为那是为美国的“社会精英”所准备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我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这正是我想要的。我要申请常春藤学校，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学校有充足的了解，事实上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要逃离固定的生活轨道，逃离我在加拿大的生活。

　　六岁时，我随父母由广东移民到加拿大，始终没有过上开心的生活。父亲做着底层的工作，在社会上受歧视，他的脾气暴躁，经常打骂我。家庭生活不如意，我在学校更是被排斥。我的发型和衣服全都土得掉渣，个人卫生不好，被同学们疏远、嘲笑。

　　本来我的内心就十分敏感，情感丰富，在学校的一切不如意，都让我处于长期的抑郁和愤怒中。我始终不曾真正融入加拿大社会，现在我只想要逃离。听说了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逃离现有生活的好机会。

　　于是，我自己去图书馆找资料，研究如何申请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我发现这些学校要求申请者具备如下条件：拥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及成绩;具备领袖气质，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在体育或其他方面有突出特长;表现出社会责任感，诸如做义工等;个性鲜明，具备创造力及远大理想。

　　我对照这些要求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立刻就发现自己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我是一个自卑自闭的人，在学校没什么朋友，不敢和女生说话，不敢在课堂上发言，课余活动就是躲在家里看电视或是看科幻小说，成绩也十分平庸。

　　即便看起来如此希望渺茫，但我仍然决定尽力一搏，因为我实在无法再忍受现在的生活了。

　　首先我要换一个环境。于是，我设法转学到了多伦多最优秀的公立高中。我用最难的课程排满了自己的课表。上下学的途中，我会站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读《纽约客》或是《大西洋月刊》，以提升英文阅读能力。在新学校里，我加入了足球队，因为这是唯一来者不拒的运动队，另外还组织了一个“智力竞答”的社团，参加的人全是和我一样的书呆子。我还当上了校报总编辑，因为没有其他人想要那个职位。

　　为了进入常春藤，我可以说是付出了十二分的努力。

　　结束了一天的繁重课程之后，我会组织“智力竞答”社团或是参加足球队训练，晚上七点到家后会因为疲惫立刻昏睡过去两小时，然后晚九点时爬起来，读书、完成作业、复习，一直到凌晨四点，实在无法抵御疲惫时再次睡去。第二天八点起床去上学，就这样周而复始。那两年对我而言是压力非常大的两年，但为了我心中的目标，我坚持了下来。

　　即便如此努力，我仍然希望渺茫。当时我的同学中有许多人远比我更有竞争力。我记得一个同学，他是校园里的焦点人物，SAT成绩非常高，又入选了冰球国家队的少年梯队，像这样极具人格魅力又全面发展的人可谓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获得哈佛、耶鲁的录取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于我而言却是不应得的。但我就是要争取本不该是我的东西，竭尽全力改变现状。

　　记得有一天，耶鲁大学的招生官来到我们学校，和十几个希望申请耶鲁的学生进行座谈。他们都非常优秀，其中有学生会主席、科学天才、运动健将，当他们讲自己的经历时，我听后佩服得不得了，招生官却始终是很平静的表情。

　　轮到我了，我就实事求是地说了自己的经历，讲我如何从一个不好的学校转学过来，极力想改变自己糟糕的状况，其中遭遇了怎样的困难与挑战等等，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其他在座同学们的高度。这时，耶鲁大学的那位招生官第一次真正地微笑了，认可地冲我点了点头。

　　后来，我十分幸运地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录取，我极度兴奋开心。我承认，这里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或许其中有一点是我真正打动了招生官的地方，它不是我的优秀成绩与领导才能(我并不真正具备)，而是我身上那种近乎于“白手起家”的努力，那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强大渴望。

　　中国励志人物故事(三)《我的滑板鞋》约瑟翰·庞麦郎的故事 神曲是怎样炼成的?

　　近日，一则《我的滑板鞋》作者庞麦郎的专访报道在网络流传，并引起疯狂转载，引发网友热议。

　　《我的滑板鞋》由歌手约瑟翰·庞麦郎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网络歌曲。这首歌曲风多元，歌曲包含了R&B，舞曲，新金属，电子音乐，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

　　年7月，歌曲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被网友称为年最新洗脑曲。年11月网络上正式发布官方MV，再次引发网友关注。

　　约瑟翰·庞麦郎1980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现居陕西，业余歌手、舞蹈演员，作品有《打吊针》、《我的滑板鞋》、《我要打败你》、《他们的力量》、《阻止你哭泣》，《西班牙的牛》等。

　　把自己藏起来

　　“你们谁最好看?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吗?”以《我的滑板鞋》一歌走红网络的约瑟翰庞麦郎先生问。接到采访邀请后，他把《人物》所有记者的微博关注了一个遍。

　　“最好看的已经结婚了。”记者说。

　　“那你怎么样?”他补了个笑脸。

　　“……还可以吧。”

　　“那你来上海我们再说。”他同意了。当天凌晨3点，他给记者打电话，说睡不着要聊天，不陪就取消采访。聊到5点，他想挂了，因为“我要看电视了，《西游记》要放了”。

　　第二天，见到《人物》记者后，庞麦郎收起了此前的戒备，没再要求查验记者证和身份证，也没再提接受采访要收费。他的头发板结油腻，弓着身子站在上海普陀区的街道十字路口，羞涩得似乎想把自己藏起来，抠着手说，“去我酒店吧先。”

　　一推门，一大股食物腐烂、被单潮湿的味道。他挺不好意思，招呼服务员来打扫。

　　房费每天158元，位于转角，不足10平方米，没窗，大白天也得开灯。床脚的被单上，沾着已经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头发和花生皮。唯一的板凳上堆着他的褐色牛仔布大包。房间的床头，他郑重放了一张歌单，选了5年来写的10首歌，打算出专辑用。

　　在上海待了半年，庞麦郎的活动范围是一个以小旅馆为中心，半径200米的圆。他没电脑，不会用手机连WiFi，醒了出门去网吧，谈找上门的商演生意，没生意时就打连连看。吃饭叫外卖，回到房间，打开电视只有法语频道能看。他不懂法语，仍坚持收看凌晨5点播出的法语动画版《西游记》，这是他夜里唯一的娱乐。

　　他拎来一袋生花生叫记者吃，然后径直去了洗手间，隔着半透明的玻璃门，一边蹲坐在马桶上一边说，“我要上封面，必须在最前面，拍照也必须把我拍得帅，你不要跟我耍花招。”他要求穿着身上这件价值100多元，买于夜市的花衬衫为封面拍照。

　　女服务员正在把旧床单扯下来，一抖，毛发、皮屑泼泼洒洒散在空气里。他起身，冲水，马桶剧烈抖动。

　　庞麦郎藏身在这家小旅馆里，躲人。此时距他凭借“神曲”《我的滑板鞋》爆红网络已有小半年。这首歌写的是一位少年苦寻后买到心爱的滑板鞋的快乐，歌词离奇，曲调混搭，唱腔带着浓厚的陕南口音。

　　他的经纪公司、父母、老朋友，都在找他。“我火了成了肥肉了，哪个都想来割一刀”，庞麦郎说。他频繁换手机号，谁也不见。在上海，跟他接触最多的是旅馆前台——他不会开热水，每次都叫前台帮忙。

　　用力找前途

　　庞麦郎本名庞明涛，35岁，陕西汉中人。成名后，他接受视频采访。“主持人一问，他就说他是台湾人，是90年的，我们都傻了你知道吗?”庞明涛签约的华数唱片的经纪人李希告诉《人物》，艺人改小年龄很常见，但庞明涛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改小11岁，有陕西口音却说自己是台湾人，让公司骑虎难下，不得不帮他打圆场。

　　老家熟人频繁在贴吧发帖，证明他是汉中人。面对媒体质疑，庞明涛撑不住了，改口说自己祖籍台湾，大陆长大。

　　此刻，猫在旅馆里的庞麦郎依然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以“这个我现在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回答所有问题。直到《人物》记者说起汉中是平原，务农相对轻松，他才猛拍大腿，回忆道，“根本没有!很累!”他身体瘦弱，夏天酷热，还得下田割水稻，再把稻穗一担担挑到晒场。“简直要我命。”他拍拍自己的肩， “你看我担不担得起嘛?我不是搞种地的。”

　　剥着花生，他渐渐松弛，说自己其实在陕西汉中宁强县南沙河长大，此地夹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是古蜀道的入口，“特别穷”。

　　庞明涛从小在姑姑家长大，自认“读书很用力很乖的”，但因家境和成绩不好，很早就退学了，也不讨人喜欢。聊到家人，他紧皱着眉，把头埋在膝盖上，“不说他们，没好的人。”他成名后，儿时玩伴庞志斌在贴吧发帖，骂他“想红想疯了”。“他小时候就是个拐棒子(脾气古怪)，”庞志斌回复《人物》记者私信，“他唱的啥玩意?土得一逼。你们还采访他?!!”再不愿多谈。

　　庞明涛说，自己那时“最好最好的朋友”是姑姑家的奶牛。喂牛时他蹲在一旁看奶牛吃草，一看一下午，“吃得特别快，边吃边屙，屙起来一大坨一大坨的。”聊到奶牛，庞明涛不再绷着，露出少有的天真兴奋的神色，他猛拍了下手，“牛奶真的太好喝了，我该给奶牛也写首歌的，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他干不了农活，被人瞧不上。2008年，他决定进城“找前途”。先到宁强县，他干不了电工、贴地砖这样的技术活，搬砖又觉得吃力。很快又去了汉中，他在一家KTV落脚，工作是切果盘，每天从下午4点做到凌晨4点。“切最多是西瓜，切成一条一条的，有客人线什么的坏了，叫我们进去修一下。”

　　在歌词中，他将汉中称为“魅力之都”，有他从未见识过的好事：2000元的月薪，“别人不一定有”;下午开业前，经理组织所有人在门口列队拍手、跳舞、喊口号，他觉得“挺有意思”;没生意时，他会与同事悄悄溜进包间，调低声音唱几首歌，他最喜欢刘德华的《天意》：“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有一次，庞明涛偶然点到一首迈克尔杰克逊的歌，被震撼了，“我就觉得太潮了，非常国际化!”听同事说杰克逊“一首歌可以卖大几十万”后，他觉得“这个事情我肯定能做成”，暗暗立志要做“中国最国际化的歌手”。

　　晚上回到宿舍，工友们蹲床上抽烟打牌，庞明涛不理他们，盘腿面墙而坐，把一个小学生小字本放在膝盖上，写歌，一首接着一首。《我的滑板鞋》就写于这个时期，歌词中“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似魔鬼的步伐”，灵感来自杰克逊的太空步。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野心，怕丢了工作，也怕同事们“只会笑我”。

　　《人物》记者找到他那时的工友郑军，郑军客气而谨慎，“他歌我也欣赏不来，你们别害他……他有现在挺不容易的。”他记得庞明涛曾在宿舍表演过一次“太空步”，写歌“写了厚厚一本子”。

　　庞明涛写了《打吊针》(后改编为《摩的大飙客》)：与工友在工地上比赛骑摩托，受了伤去打吊针;《西班牙的牛》：幻想自己是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时抱着必胜的决心……歌词情节多与打工经历有关。

　　年2月，庞明涛已经攒够了十几首歌，觉得“汉中发展小”，没朋友，他决定离开，随身带的牛仔包里，只有一张脏得看不出花色的床单，和写满歌词的小字本。

　　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到北京，一下火车，庞明涛立马去网吧，搜“录音棚、专辑”，找录音公司地址，一家家抄在小纸片上，挨个去看，最后选定一家，交了6000块钱，是他自2008年来攒下的所有积蓄。

　　他不会租房、不信任中介，没地儿住，夜里只能去网吧，一把接一把玩连连看，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用床单裹住头，才能斜躺在椅子上睡着。7月，连去网吧上通宵的钱都没了，他就在公园背风处的长椅上凑合一晚。

　　庞明涛一个人抵挡着整个世界。他怪家人“不懂我的理想”，绝少与他们往来。电话那头，庞明涛的父亲对《人物》记者谈起儿子，语带无奈，“我真的管不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真的，都不懂。”他的母亲就在一旁，疲惫沉默。旧友问庞明涛最近在哪儿，他回复“不关你事”。

　　一次他掉了20块钱，去朝阳区一家派出所报警，闹到半夜，坚决不走，要求民警必须把钱找回来。民警只好给他手机联系人挨个打电话，找人把他劝回去。这次经历对他打击很大。“太坏了，都是坏人，所有人都在骗我，想利用我名气搞钱。”他回忆道。

　　“谁要是算计我，他还没有出手，就被我看透，我就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庞明涛捏拳，做出恶狠狠的样子，用戏剧性的口吻说。

　　捧红了，跑了

　　录音公司没做出他想要的“飙高音、高大上”的效果，参加选秀全部落选，家人催他回去，庞明涛又气又悲。

　　直到年9月，庞明涛熬来了机会。北京华数唱片公司举办一场选秀活动，他到场参加。华数运营总监嘉霖回忆，庞明涛“穿得挺破的，身上还挺大味儿”，上来就要公司给他“打造一首国际化的歌曲”。

　　李希说，华数看中了庞明涛的草根气质，最终与他签下一张6页纸的合同，决定赌一把：投入“超过百万”资金包装《我的滑板鞋》。6名企宣，24小时3班倒，买“摩擦”、“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关键词搜索，把歌曲热度顶上去;请大V段子手写段子造势;编曲、花3天时间录歌，在数百个小样中拼凑剪辑出最终版本。一切都为的是“制造出他是自己火的感觉，特别神秘，但又没包装的这种(效果)”。

　　唱歌音准极差，出道年龄太大，支撑庞明涛的信心从何而来?李希分析，庞明涛完全不懂艺人的运作模式，不知道自己的劣势。另一方面，“我们见太多了，有的草根就有那么偏执，就需要个念想做支撑”。

　　“(录歌)最痛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每一遍，每一遍都唱得不一样，完全没有调子。”李希说。庞明涛接受采访，张口就问记者要钱，擅自改年龄和籍贯，也让她头疼。

　　春节，庞明涛踌躇满志回老家，花200块拍了组艺术照，要求影楼把他眼睛PS得大一点，做专辑配图，还给自己起了艺名，“约瑟翰?庞麦郎”。 “出道就不能用本名嘛，而且以后我到国际上，就不用改名了，现在的名字可以直接改成英文名，也像日本名。”他对《人物》记者解释说。

　　运作半年后，年6月，《我的滑板鞋》如愿火了。尽管很多人抱着调侃奇葩的态度在谈论这首“洗脑神曲”，但庞明涛由衷地相信，受欢迎是因为自己唱得好，打动了人心。“国内现在没有我唱的这种风格的，很珍贵的，而且我很帅。”

　　刚成名时，庞明涛很激动，每天分享自己的歌，把影楼拍的PS照片给公司，要求马上做专辑。7月份，他的想法开始起变化，骤然成名让他陷入更大的恐惧之中：公司接了大量通告，他担心自己形象不好被嘲笑，不想去，又必须去。个人和公司二八开的分成比例更让他气愤，“简直是把我当奴隶!”

　　偶然发现华数注册名称为“传媒文化公司”而非唱片公司，庞明涛彻底怒了，“我又被骗了!简直个骗子!明明是文化公司怎么可能给我出专辑?”

　　他如惊弓之鸟，再也受不了“被骗”的感觉。他立刻关机，扔掉电话卡，跳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发誓再不踏入北京一步。换号前，他还特意安抚公司，“我就是压力太大了，散散心就回来，这几天你们不要找我。”

　　李希也崩溃了。华数原本已经为庞明涛签下200场夜场演出，每场5万元，他一走，所有演出通告全黄了，华数还得赔钱。“你说好不容易把他打造出来了，居然跑了。他以前老说你要是骗我，我就告你我就告你，以为他挺懂法的，谁想到他完全没法律意识。”李希说。根据合同，庞明涛再不回京履约，将面临巨额索赔。

　　很孤独很寂寞

　　庞明涛蜗居在上海的旅馆房间里，想象不到的名利滚滚而来，他觉得自己“能搞定一切”。他有5万粉丝的认证微博被华数管着，自己的小号微博关注数不到100，上面写着手机号，以此接商演：为某连锁旅馆开业站台，一天2万;在Chinajoy唱歌，两天4万;尽管看不太懂合同，一首歌也已经以25万的价格卖给了成都一家游戏公司。

　　他没法判断哪些机会对自己更好，就立下规矩：只接商演，即使有恶搞性质也没关系;绝不上电视，看的人多容易“破坏形象”;宁住旅馆不租房，因为“不晓得再待几天又要走了，又要去哪儿发展”。

　　北京卫视邀请他录节目，他以“我要在国际上推广汉语歌曲文化，不能上你们这种地方台”为由拒绝;东方卫视请他参加“跨年演唱会”，他的条件是“除非给我单独开演唱会，做直播”;央视一套《开讲啦》邀请他做嘉宾，他听说主讲人邓紫棋是1991年的，提出“她91年的都可以做主讲人，我90的凭什么只能做嘉宾?”也拒了。

　　庞明涛很在乎“国际化”。拍MV，要求必须有外国人出镜，制作人李达只好找维族女生充数。为演出歌词中“我的妈妈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的场景，李达想找个阿姨扮演他的母亲，他听了大怒，以弃演相挟，“那个女的不是我真正的妈啊”。他担心，以后到国际上带母亲一起走红毯被狗仔偷拍，粉丝发现MV里不是他亲生妈妈，会觉得他是骗子。

　　他对台湾身份有类似的执念。听说百科的出生地被改回汉中，他大为光火，用脚狠狠?碎了地上的花生壳，“他们就是嫉妒，在搞我!”视频网站曾热捧他的歌，年春，双方本想合作拍视频，但他一听说是策划去台湾“寻找故乡”，就把编导拉黑了。

　　他能坦然地说出有违事实的话——即使这能被人轻易戳破。他指着《人物》记者笔记本电脑上台湾地图的最上端，为自己作证，“这是基隆，我就在这长大。”“那是台北。”“哦……那我是在台南长大的。”他快速虚指了一下，然后用力按了屏幕几下，想关掉页面，但失败了——他误认为这是可触摸屏。然后突然火了，摔了电脑，机身边缘被磕出一个小坑。“这就是你采访大明星的态度?你是查户口的吗?”

　　担心偷拍被拍丑了，庞明涛出门总戴着一个皱巴巴的、用了很久的蓝色一次性口罩。出于同样的担心，他要求采访也在旅馆房间内进行，采访中他的情绪骤起骤降。“你不拿我当朋友吗?我都拿你当朋友。”“我很孤独很寂寞的，只能每天都蹲在旅馆创作。”

　　他自称没谈过恋爱，喜欢长头发、温顺的女生。他拒绝了许多好机会，但主动配合了相亲网站的软广告，希望能借此找到女友。他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给我打电话的女粉丝都没有?”

　　在最新创作的《肮脏的恶魔》里，他写道，“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在便民街的路上，边走边吃泡馍。”网络上疯传一张他与“老干妈”陶华碧的“情侣照”，他生气地澄清，“她那么老，怎么可能跟我是情侣?”

　　采访次日，与《人物》记者走在街上，一个胖男生突然冲出来，“妈呀，你就是庞麦郎吗?哎呀，我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庞明涛点点头，很受用，合影完，他卷着舌头说“thank you”回应对方的“ I love you ”，转头问记者，“我发(音)对了吗?”

　　他邀请记者去一家KTV唱歌，他从没来过这里。在汉中的KTV切水果时，他曾渴望能有一天在KTV唱自己的歌。一出电梯口， 整层楼正好在放《我的滑板鞋》，他先是得意，继而生气，觉得版权受到侵犯。他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报上名字以求打折，想到“明星要维护形象，要低调”，放弃了。

　　在包间里，他点了两次《我的滑板鞋》，两次唱得音调完全不同，也都跟MV里的音准合不上，他靠在沙发上，渐渐松弛，长期浮现在他脸上的惊惶和用力过猛的神色，渐渐消失了。无人喝喝彩，他为自己按响了屏幕上的“欢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