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读书的故事

|小龙

  书籍开启了人类的文明,记录了人类的智慧,读书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读书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读书亦可以让我们的追梦之路更开阔。为此小编为大家推荐了名人读书的故事,希望对大家有用。

  名人读书的故事篇一

  王石:我在哈佛当后进生

  年1月,一手创办了万科这个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地产教父”、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竟然选择在花甲之年去哈佛大学读书——自己做饭,步行上学,熬夜苦读。

  平日里前呼后拥的大佬王石,忽然之间没了秘书和司机,成了一个在家难自理、出门常迷路的“废人”。更要命的是,因为英语太差,他无法听课和交流,第一次感觉脑子不够用。他说:“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

  初到哈佛,“大佬”过得好凄惨

  王石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17岁参军,23岁读大学,毕业后当公务员,32岁下海经商,成功缔造万科后辞去总经理职位,选择了背上行囊,去攀登世界高峰,成为成功登顶珠峰年纪最大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完成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7+2”的探险者。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勇敢和冒险的血液。所以,当2010年初,哈佛大学的一个中国基金会执行主席问王石有没有兴趣和勇气到哈佛游学时,年轻时就曾有过出国留学梦的王石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需要不断发展自我、更新自身,而不应该被固有的条件和现状所限制。过去20多年的创业和探险,正是他努力摆脱预定、自我造就精彩的不确定轨迹。

  年1月底,王石处理好国内的事务,并经过速成英语口语培训后,从深圳经由香港飞往美国波士顿,开始了为期3年的哈佛大学游学之旅。这一年,王石恰好60岁。

  王石到达美国前,公司已在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剑桥镇给他租了一套别墅,配备了汽车,还请了一个懂汉语的保姆。可王石到了后很不高兴,让下属全部退掉,他要一切从零开始。下属无奈,只好遵命,给王石在学校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用品。

  然而,住进去之后王石才发现,这样的“装备”和生活确实太过寒碜,完全不是一个超级富豪能轻易适应的。以前在国内,在家时有保姆做饭,外出有司机接送,在公司有秘书伺候,可现在,他孤身一人,一切都要亲历亲为。

  第一次做饭,王石买来菜后才记起,自己已经几十年没有做过饭了。没办法,他系上围裙,凭着几十年前的记忆试着做饭炒菜。让他泄气的是,米饭因为少放了水成了干饭团,西红柿炒蛋则因放多了盐而无法入口。王石这时才后悔辞去了保姆,可他又拉不下脸再去找。

  一地鸡毛的生活还在继续。最开始的几次出门,因为对城市不熟,英文又看不太懂,王石搭地铁、乘公交时不是搭错车,就是搭反了方向。去银行办信用卡,王石更是被折腾得快要急出病来。在美国,80%的消费都是通过信用卡来支付,没有信用卡是很麻烦的。可是,在美国办信用卡比中国难,需要信用记录、社会保险号等一大堆资料,要命的是王石不是美国公民,哪有这些东西?再加上他语言不通,在国内又没有办卡经验,一连跑了好几趟都被银行拒绝了。最后,通过哈佛大学的介绍,并看在他是世界房地产开发商、著名登山运动员的分上,银行才给他办了一张卡。

  此后,王石为了力求简单,减少烦心事,只好在各方面将就着过日子,少应酬,少出门。吃饭问题上也非常简单,早上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吃一块面包,中午就到外面吃西餐,晚上则下一碗面条。一次,他在美国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他,发现他居然过着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大为惊讶:“这可是跟你的身份相差十万八千里啊!”王石却呵呵一笑:“不要忘了,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学生……”王石这样“自虐”的结果是,到美国两个月后,他的体重从140斤减到了132斤。他的“悲惨生活”传回国内后,万科的同事都拿他说笑:“以后我们想惩罚谁,就让他出国跟着董事长过日子!”

  英语太差,当后进生很难受

  不过,对于经受过“7+2”极限考验的王石来说,生活和物质上的困难还只在其次,最难的是语言上的障碍。虽然出国前参加过口语速成培训,但那只是皮毛功夫,真到了全英语交流的环境里就完全不行了。

  为了提高英语水平,王石到哈佛大学附近的一所名叫Kaplan的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到那儿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在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大的也才25岁。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只好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孩子混在一起。

  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所有人都要参与其中。一次,老师让一个学生比画单词,叫王石来猜。可是,那个学生比画后,王石明明知道是哪个单词,可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王石的笨拙,引得整个教室哄堂大笑起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简直丢人丢到了家。

  更麻烦的还在后面,为了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效,学校每周要安排一次考试。而第一周考试时,别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就开始交卷,王石却硬是做不出来。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发呆的王石……

  为了开阔眼界,并锻炼英语听力,王石便开始去听讲座。在哈佛大学,各种各样的讲座特多,而且来演讲的都是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和资深人物,演讲的主题则牵扯到世界热点事件。

  可是,因为英语水平有限,王石根本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但他又实在不想错过那些精彩的演讲,便花钱请了一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则装模作样地听。那段时间,他一度半夜两三点都睡不着,担心自己在哈佛没学到东西,想着想着就想放弃,但第二天起来,他又背着书包去上学,整个人像是沉浸在一种病态之中。

  一次,王石给国内朋友打电话,忍不住倾诉说:“我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了。哎,我做地产做到了中国第一,登山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学英语却这么难?”

  为了使自己尽快适应课堂,王石逼迫自己增加了学习英语的强度。周一至周五,他每天到英语学校上3小时英语课,再到哈佛听2小时专题讲座,然后在图书馆看2小时书,晚上回家再复习2小时。

  名人读书的故事篇二

  周有光:从小学到大学

  育志小学

  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时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小学生很淘气的,我们下了课,搞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那时的小学是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常州中学

  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的老师教中文和古书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不记得中文地名。

  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里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张桌子,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圣约翰大学

  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上海现在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面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

  名人读书的故事篇三

  那个“骚年”郭敬明

  郭敬明的初中班主任黄国荣,至今记得他刚入学时的样子。

  新生入学,第一件事是到操场拔草。拔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按个头大小分配劳动工具。正当黄国荣组织劳动时,一个小男生拎着一把小镰刀迎面走来。他走路唰唰的,很快,挺胸抬头,那股劲头儿让黄国荣记忆至今:“当时不兴喷发胶,可是他那个头发呀,一根一根。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那个头发!”

  “这郭敬明咋变了?”

  1996年,郭敬明考上自贡九中。自贡九中位于这座小城的一处高地上,周围大片平房,顺着气味可以找到每一个公共厕所,操场上杂草丛生。其教学质量并不太好,入学分数线也低。

  郭敬明当年升初中考试,成绩不错,九中校长殷道谦说,考其他中学没问题,但要交一笔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而按照学区划分,郭家所在小区的孩子将全部升入自贡九中,享受义务教育。考虑到这笔借读费,成绩不错的郭敬明还是选择升入九中。

  入学不久,所有老师都以各自的方式记住了郭敬明。

  化学老师刘晓记得,郭敬明从来不穿羽绒服,冬天戴条白色长围巾,飘然垂在膝盖下面,人群中非常打眼,“简直是一道风景”。

  那时郭敬明在班级当学习委员,发作业,收作业,走路笔直。虽然他在课上很少发言,但兼任生物老师的殷道谦很快注意到了他。殷道谦说,郭敬明的随和中含着一股子狠劲。一次殷在课上讲起进化论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郭敬明课后找殷道谦,说人类社会也该这样,用战争和瘟疫淘汰一批弱者。

  他以一种奇特的自律,约束着自己的初中生活。黄国荣回忆,十来岁的郭敬明从来不吃零食,从不在外面玩儿,放学立即回家。一旦成绩下滑,母亲邹慧兰必定要来找班主任“交流”。

  一次“交流”时,邹慧兰含糊地说,儿子不想当班里新派给的团支部书记,还想当原来的学习委员。黄国荣有点儿诧异,从“官职”上来说,团支部书记比学习委员大,两个职位不在一个等级。邹慧兰委婉地表示,儿子觉得团支部书记手下才三四个人,学习委员就不一样了,收作业,发作业,全班的事儿都管。当时入团的同学不多,团支部书记就是个闲职。那时黄国荣才知道,因为这个,郭敬明一度对他“有点儿意见”。

  那时的郭敬明已经开始写文章,偶尔会把自己满意的文章给几个“认为能交流”、“互相懂得”的朋友看。能被郭敬明挑中的人有那么四五个,多是班上的小文青。

  自贡九中的语文老师张政兵喜欢他,“郭敬明儿郭敬明儿”地叫,叫过来摸他的头。黄国荣回忆说,张政兵总是顺着发型摸,从不弄乱郭敬明的小偏分。初二时郭敬明写了篇描写小商小贩的散文,张政兵特地拿给班主任黄国荣看:“小商小贩都被他写活了!”

  郭敬明成名后,黄国荣找来《幻城》看,看着看着皱起眉头:“这郭敬明咋变了?咋不如初二写得好?”

  说起郭敬明最近的作品,黄国荣欲言又止:“他现在的文章呢,唉,我呀,还是欣赏他初二的文章,第一,文字优美;第二,人都写活了。我说呀,他要是真想获得诺贝尔奖,还得像他初二那么写文章。”

  县城文青

  郭敬明后来写的《1995~2005夏至未至》大热后,大批女孩从成都、重庆赶到富顺二中,“要看看郭老师的香樟树”。

  富顺二中位于自贡市下属富顺县城,距离自贡市约60里。郭敬明从1999年开始在此读高中。该校校园里有太多香樟树,究竟哪棵是“郭老师的”,连校长卢健全也很迷惑。后经校方考证,认为就是教学楼左手边的那棵。此后,这棵树被叫作“郭老师的香樟树”,常有人拍照留念。

  当时卢健全是富顺二中的教务主任,对郭敬明印象很深:“他不愿意读死书,不想一本正经走高考这条路。又想搞写作,又想考个大学上着,两面都想要,很矛盾噻!”

  高一第一篇作文,所有同学都按要求写了800字,郭敬明写了2000字。语文老师陈明华拿到作文,认为他超长的篇幅是强烈表现欲的体现:“考试你要注意字数!考试这样写,阅卷老师很反感!”郭敬明点头答应,下一回,陈明华又收到一篇2000字长文,A4纸单面打印,错别字非常多,行文多用长句,赞美母爱,抒发感情。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当着全班念的时候,郭敬明语调抑扬顿挫。

  当时郭敬明开始混迹于文学原创网站“榕树下”,以“第四维”的名字发表文章,并小有名气。“我所看的书很是极端,要么就是如许佳、恩雅般的安静恬淡,要么就是如苏童、安妮宝贝般的冷艳张扬,或许我天生就是个极端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富顺二中资深语文老师陈泽林,在一场考试中不声不响站在郭敬明身后,眼看他40分钟不到写完作文,“好小子!不错呀!”“小郭”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之后两年里,陈泽林对郭敬明说,课外的作文,你只要肯写,我就给你改。在郭敬明的第一本书《爱与痛的边缘》里,《我上高二了》这篇散文陈泽林足足改了一周。那时,郭敬明最爱引用的诗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正是在高二那年,郭敬明开始研究“新概念作文”。

  1998年,赵长天依托《萌芽》杂志,创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于1999年举办了第一届比赛。和郭敬明同时进入高中的韩寒,连续参加了两届,并分获一、二等奖。

  郭敬明也决定参加。参赛前夕,他找到陈泽林:“我要去参赛,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

  陈泽林带着郭敬明在二中的湖边上一圈一圈地走。“你在意识流上下下功夫,但还是要有一个线索,不能太散。你肯定获奖,但几等奖就看你造化了。”

  郭敬明得了一等奖。那是2001年,他参加了“新概念”第三届的比赛,以《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一文获得第一名。跟参加了前两届的韩寒一样,他的人生也从此开始改变。

  郭敬明返校

  毕业后的郭敬明第一次回富顺二中是2005年。当时他已经名声大噪,学校动用保卫部,拉起警戒线。郭敬明在二中阶梯教室办了几场讲座,座席要预订,二十余家媒体来到现场,大批学生从成都、重庆赶来。

  陈泽林没去,“他们前呼后拥的,我不爱去。”他寻思一会儿,又补充道:“而且我要上课,一百多学生等我上课。”

  但陈泽林夹着书在校园里走时,一辆车对面驶来,停在他面前。郭敬明从车里走出,拉住他的手:“老师,我们中午单独吃个饭。”

  陈泽林带着郭敬明高中时的三篇作文手稿——《生活之象》、《净·静·境》、《清水出芙蓉》——赶赴饭局。现场围了好多人,不断有学生冲破警戒线进来,要求签名。郭敬明一一签名,偶尔回头跟陈泽林说抱歉。陈泽林说:“没事,你很忙,我退休了,我不忙,没事。”

  记者们开始采访陈泽林。陪他采访的校领导对记者说:“你呀,要写出来,母校哇,对郭敬明寄予厚望。你呀,要想一下怎么表达这种厚望。”

  现在,偶尔会有学生认出陈泽林:“你是郭敬明的老师!”陈泽林说“我不是”,“我不爱拿这个出来炫耀。”

  “郭敬明对我很好的。”陈泽林再次提及那个饭局,“那次回来,他单独跟我吃饭,单独呀!吃了有20分钟呢。”

  此后八年,两人再无联系。他与自贡九中的关系,也逐渐断掉了。只是九中的学籍卡上,还保留着他的笔迹。18年前,稚气未脱的郭敬明工工整整写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贡井区东风路34栋6楼12号。但现在,他的父母早已经搬到自贡市第二豪华的小区里了。这个地方也与他再没关系。

  18年后,当出租车司机狐疑地转了又转,终于在一条窄窄的巷子口停下后,记者看到了那栋曾见证这个少年成长起来的旧楼,掩映在一群墙皮剥蚀的灰色楼群里。大楼对外界,毫不设防,漆黑狭长的楼道里,堆满杂物。楼房外面,卷起背心、露出肚子的男人们在搓着麻将,不时地,一口痰脱口而出,吐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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